從東海到歐柏林
我是1974年9月離開生活了二十二年的臺灣，來到了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的一個名為歐柏林（Oberlin）的小鎮。小鎮坐落在大城克利夫蘭（Cleveland）西南邊約五十英里是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的所在地。
歐柏林大學成立在1833年，距今已有一百九十二年的歷史，是個私立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和音樂學院（Conservatory of Music）組成的小型大學。五十年前，學生約兩千人左右。是全美最早實施男女同校的大學，它的音樂學院則是美國最早訓練 培養音樂人才的機構。
1835年，歐柏林立校之後兩年，就開始招收黑人學生，1837年，開始招收女生。這和東岸的常春藤名校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相比，都是開時代風氣的創舉。哈佛接受女生在1920年，而耶魯和普林斯頓都遲至1969年才成為男女同校。在接受少數民族和女性學生這兩方面，歐柏林毫無疑問的是先行者。
歐柏林大學和中國有深厚的淵源。1881年，歐柏林神學院（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的畢業生決定在「美國海外宣道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的安排下，到中國山西去傳教。1900年，因為義和團事件，有十三個歐柏林派去傳教的學生和許多中國信眾，在太原慘遭殺戮，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太原教案」（Taiyuan Massacre）。
1909年，從小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1905年，本科畢業於歐柏林大學的孔祥熙，出面經管部份庚子賠款並撥地在山西太谷成立「銘賢學堂」，其英文校名為 Oberlin Shansi Memorial School，亦即「歐柏林山西 紀念學校」，意在「銘記先賢」，亦即受難的傳教士。歐柏林大學校園廣場上建有一座相當宏偉的拱門，上面鐫刻著這十三名為傳道而受難的學生名字，拱門頂端則鐫刻著「烈士的血是教會的種子」（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以此作為永久紀念。這是歐柏林和中國建立關係的源頭。除了孔祥熙以外，從歐柏林畢業的中國名人還有外交家蔣廷黻、音樂家黃自和李抱忱等。
1937年為了躲避日本的侵略，銘賢學堂曾一度遷到成都郊外，1949年遷回山西太谷。這一關係到1951年韓戰爆發之後中斷。銘賢學堂的校址成了今天山西農業大學的前身。這一中斷的關係，到1955年，臺灣的東海大學在臺中成立之後，才逐步恢復，並維持到1978年。東海大學的大禮堂命名為「銘賢堂」即取義於此。1980年之後，歐柏林大學派往中國的學生才又回到了山西。
我之所以細述這段歷史，因為這和我能去歐柏林大學，有密切的關係。
1972年，我考進了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開始了我碩士研究生的學習。當時，東海大學各研究所，除了第一名入所的同學有獎學金以外，其他學生都是自費。那年，我剛結婚，父母也已年邁，我必須自己解決生計問題。開學前不久，我特地從臺北去臺中，走訪所裡的楊承祖老師和方師鐸老師。承他們兩位的介紹推薦，我找到了在東海大學歐柏林語言中心（Oberlin Language Center）教中文的工作，學生大多是歐柏林大學來到臺灣學習中文的美國學生。這時他們已完全脫離教會傳道的目的，而只是去學習中文和瞭解中國。
人生際遇，常是偶然。我從本科到研究所，學的主要是中國文史，英文並不是我的強項。從來沒有出國留學的打算，然而東海大學這個臨時教中文的工作，給了我和洋人接觸的機會，也讓我初步瞭解到「對外漢語」教學是怎麼回事。沒有任何職前培訓，也沒有任何人給任何指導，全憑自己摸索。這是我往後從事海外中文教育工作的開始。我當時只是為了解決生計，謀一臨時勤工儉學的工作，不期竟為我開啟了一扇通往國際中文教學的大門。
七十年代的臺灣，「對外漢語」或「國際中文教學」這兩個詞，聞所未聞。一般人的理解無非只是教外國人說中文，談不上是個正式的教職，更算不上是個學科。它只是少數「南渡」以後的「大陸人」，憑著一口比較標準的「國語」，拿來作為兼職的工作。
臺灣師範大學遲至1995年才成立「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把「對外漢語」作為一個學科來對待。當時在臺灣稍具規模教洋人中文的機構，有落戶在臺灣大學，由史丹福大學牽頭的「全美各大學中文研習所」（Inter-University Program），又名「史丹福中心」（Stanford Center）；和臺灣師範大學的「國語中心」（Mandarin Center）；這兩個機構都只是「掛靠」在大學的名下，所有的學生和教學人員並未「納編」。這個情況至今沒有根本的改變。
臺灣的小學教育，在識字的過程中，教的是二十年代初期研發出來的「注音符號」，用漢字偏旁部首的一部分作為標音的工具，而洋人的教科書，大多是用耶魯系統的羅馬拼音來標注漢字的讀音。當時臺灣還沒有大陸的「漢語拼音」。為了教洋人，我得先學會耶魯系統的羅馬拼音。這個不難，幾天下來，也就無師自通了。
七十年代初期，東海大學的「對外漢語」課，基本上，只是個人輔導，既沒有規範的教材，也沒有既定的教法，一切都由老師和學生協商決定。這樣的一個工作對研究生來說，是很合適的。我每週大約有五小時的課，每課時四十元新臺幣，折合一美元。每月所得也可以應付生活所需了。
對我來說，除了賺取生活費之外，教洋人中文最大的收穫是逼著我去看些現代漢語的語法書。在此之前，我從未注意過現代漢語語法。教了洋人之後，常被學生問道，「為什麼此處需要一個『了』字？」「『聽懂了』和『聽得懂』有什麼不同？」「『看不見』和『沒看見』有什麼不同？」這一類的問題，要是沒有語法上專業的訓練，是不容易回答的。學生的問題引發了我的好奇心，我開始找些相關的書籍，試圖找出答案。讓我受益最深的是王力1943年商務出版的《中國現代語法》。我找到的是臺北泰順書局出版的盜印本。因為王力是「附匪學者」，書商在封面上，把作者的名字改成了「王協」，沒有出版年份。
除了漢語語法以外，語音也引起我的興趣。洋人發音大多洋腔洋調，糾正起來極為困難，而問題的癥結往往不在聲母韻母的本身，而是在聲調。「梅」和「美」這兩個字，單獨讀起來，一個是二聲，一個是三聲，但「梅酒」和「美酒」讀起來卻又完全一樣，我試著尋出一個規律來，解釋給洋人聽。在這個求索答案的過程中，我參考了不少語音學方面相關的書籍，知道了一些粗淺的「變調原則」。這樣的求索，與其說是為了教好洋人，不如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儘量把一份單調的語言教學工作，做得有趣些，這樣做，不但「利人」，更是「利己」。
兩年下來，我在東海歐柏林語言中心漸漸贏得了一些口碑。我是一個能用語法來教學的老師，而在糾正發音時，除了叫學生跟著說以外，也偶爾能給出一些規律。在漢字字形的介紹上，我也能用《說文解字》作為輔助。雖然我的所知是如此有限，但和大部分老師唯一的「資格」只是一口標準的國語相比，我竟成了一個學生口中的「好老師」。
1974年春季，歐柏林大學東亞系出了一個助教的缺，他們來東海大學找人申請這個工作，而我的碩士課程也即將結束，我申請了這個工作，參加了考試。大約兩個月之後，接到了錄用通知。就這樣，我從臺灣到了美國。
同一系列：
《逝者如斯：我的過往歲月》
《逝者如斯：我的過往歲月》（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