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女士是女師畢業的，工作不久就青雲直上升為小學校長了。婚後不幾年，就碰上了大鳴大放、反右鬥爭的政治運動。她的丈夫在某區縣銀行任行長，不知在鳴放時大放厥詞說了些甚麼，加之家庭出身成分不好，最後被排在「中右」的隊上，也就是差點成了右派分子——即所謂的「邊緣人物」，拉一拉回到人民中間，推一推掉到敵人一邊。反正從此他再也不受領導重用了。

相反，G女士在肅反、反右的運動中都是積極分子，衝鋒在前，批判別人能說會道。沒想到，當運動進入後期時自己的丈夫竟戴上了「中右」的桂冠，這對她有如晴天霹靂！她一方面在家裡罵丈夫「不爭氣」；另方面，主動到上級領導面前表態，要和丈夫「劃清界限」，甚至提出「可以離婚」。上級領導顧念她一貫積極、立場堅定，故一再勸她：「不必離婚。他還不算敵我矛盾嘛，你應該好好幫助他啊！」既然得到上級組織的肯定、認可，G女士當然可以放寬心了。但從此G女士就再也不和過去恩愛多年的丈夫一道上街了。她認為自己和丈夫走在一起，好像矮了一節似的。一貫響噹噹的左派，經常批評教育自己學校教師中的「中右」分子，怎麼能和自己的「中右」丈夫肩並肩、手把手走在一起呢？
學校的教師們也感到莫名其妙，過去常見校長夫婦倆假日相聚，形影不離，親親熱熱、談笑風生；怎麼現在兩人臉上掛霜，一分為二，形單影隻了？再說，她丈夫在外地工作，休假日回家總是一個人躲在家煮飯做菜，當起了「家庭婦男」，也讓人覺得反常。其實，上級領導和教師們並沒給她任何政治壓力，只是教師們對此現象感到詫異，有些議論和猜測或說東道西、流言蜚語，明眼人一看，也就能猜到幾分了。
不過，自此以後，G女士在各種大小會上作報告或發言，立場就更加堅定，界限就更加分明了。誰是「反動」軍官太太，誰是地主、資本家的小老婆，誰是右派分子的家屬……G校長都弄得一清二楚，並且安排好時間，一一輪流找他們個別訓話，摸清思想底細。對表現「好的」、看得順眼的就給予信賴，委以重任；對表現「差的」、看不順眼的就打入另冊，加以歧視；對頂牛的、不馴服的則想方設法調開——下放勞動鍛鍊或推到別的學校。
那時，在她所領導的學校裡有位中年女教師，教書頂呱呱，在群眾中也很有威信。G校長任職後，一直把她當骨幹使用。可萬萬沒想到後來在幾次觀摩教學中，該女教師都發表了與校長不同的意見，G校長覺得很傷自己的面子。未幾，在摸底調查中又發現該女教師的前夫係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個營長——偽軍官！G女士大吃一驚，加之自己的丈夫又是「中右」，萬一上級知道，不僅會背上「用人不當」的的罪名，也許還會懷疑自己立場右傾哩！於是她趕緊向上級報告，並以「照顧關係」﹙其現任丈夫在外區﹚為名，把那女教師調離了學校。
六十年代初，S城教育界普遍掀起了「高品質、高標準、高指標」和「大面積豐收」的所謂「三高一大」浪潮。學校週週統考、測驗、試卷分析、總結評比及集體備課、觀摩教學等，累得老師們個個筋疲力盡。區裡為提高教學水準，決定在全區組織幾次大型觀摩教學，除本區有教師表演外，還邀請了外區有名的老師來表演。誰知在公佈表演者名單時，G校長發現其中有從她學校調走的那位前夫是「偽軍官」的女教師，哇，這還了得！原本是她踢出去的人，你們區裡怎麼還邀請她回來做示範教學呢？於是她趕快跑到區管教育的部長面前喋喋不休地、添枝加葉地述說一通，並表示：「我寧願不當這個校長，也不願讓你們請她回來表演什麼觀摩課！……當過反動軍官太太的人，還有資格來為我們的老師示範嗎？」你們看，誰有G校長的立場堅定啊！都說提倡「教學相長」、「取長補短」，而她偏偏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歪道理來對抗，真是「左」得可憐、可悲得夠水準！
難怪，G女士從小學到中學任校長三十多年間，只講立場堅定，從不虛心向老師請教，常常在大會上唸稿都錯字連篇，把「一蹴而就」唸成「一揪而就」，把「蹉跎歲月」讀成「差蛇歲月」……因為她認為，讀錯別字沒什麼可怕，不影響自己前途；立場錯了才可怕，也許會讓自己永世不得翻身。正如她對教師的要求準則：書教得差點沒關係，只要社會關係、個人歷史清楚就行了。所以在她管轄的學校裡，「文革」後期竟有「苗正根紅」的教師被評為省級學毛著的積極分子，但教學和班主任工作卻一塌糊塗。
這樣誤人子弟的「左派」，對社會有什麼好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