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30日，中國科技大學著名教授溫元凱又一次到華東理工大學做報告，提到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復出後做了重要講話。他當時正回上海過暑假，居委會大爺傳呼他接聽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他第二天到北京開會。他想，我先要坐一天火車回合肥（中國科技大學所在地）學校出證明，再赴北京，如何來得及？電話裡高教司長劉道玉告訴他，你是鄧副主席點名參加會議的三十三人之一，馬上憑工作證上飛機即可。溫元凱到京後入住北京飯店，那可是當時中國最高檔次的飯店！與會者基本上都是大學校長，如北大校長周培源，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清華大學副校長何東昌，吉林大學校長唐敖慶等等。

四天會議的地點是在人民大會堂。夾在上述校長中間，溫元凱最年輕，不到四十歲，只是一個助教。

鄧說：「我又復出了，請大家暢所欲言。」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復出，分管教育。要知道，從中央到地方，位高權重者通常主管宣傳、組織等部門。

會場鴉雀無聲。知識分子們剛剛離開「牛棚」，個個噤若寒蟬。中科院院長方毅只好從老到幼點名，美其名曰「敬老」。八十二歲的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首當其衝。他哪裡知道會議這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呢？只好戰戰兢兢地說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要多下工廠、下農村向工人、貧下中農學習……。

蘇步青校長是「老油條」，他說，我蘇步青學派是中國唯一以個人名字命名的「學派」，助手十八人，號稱十八羅漢。如今他們都下放到基層勞動改造，我已經成了光桿司令！鄧馬上拍板。全部調回！

噢，原來這次會議的議題是：糾正「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教育方針、制度，強調知識和人才的重要性，知識分子不再是「臭老九」；批判極左思潮長期造成的教育荒廢；科技和教育要服從並服務於四個現代化建設…。

會場氣氛一下子就活躍了起來。小平同志順勢叫大家隨便插話。於是溫元凱鼓足勇氣提出恢復高考，同時建議十六字：自願報名，領導批准，嚴格考試，擇優錄取。鄧又馬上拍板，採納四分之三，去掉第二句。他說：「人人有報考大學的權利，為什麼要領導批准呢？」

鄧又問教育部長劉西堯，今年可不可以恢復高考？劉答，今年的招生檔已經下達（招收以推薦為主的工農兵學員）。鄧果斷決定：收回文件。今年就恢復高考。

一時間，消息靈通者奔走相告，中華大地積累了十年的高、初中畢業生暗暗地摩拳擦掌，悄悄地找回課本溫習功課，準備應考。可是當時我正在「山高皇帝遠」、消息閉塞的廣東山區農村「上山下鄉」，十一月中旬才得知這一好消息，十二月十日就開考！真是又驚又喜：讀書改變命運的機會終於來了，可是太晚了，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的中學教材都大大簡化了，而且上課也不正常。所以在僅僅的幾個星期裡我不光要複習，還要學習許多諸如數學裡的極限、物理學裡的動能、勢能等許多新知識，還來得及嗎？

我出生在廣東僑鄉開平一個牙醫世家，家中兄弟姐妹眾多。父親很開明，也喜歡讀書看戲。他每個星期都給我們開一次家庭會議，講朱柏廬治家格言，為人處世，有時還講講故事。會議不長，目的是啟發我們的興趣自己去讀書。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廣州《南方日報》把我們家作為家庭教育的典範作了長篇報導。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下，我從小渴求知識，希望將來有機會讀大學。

但是當我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中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的初中和高中就是在「文革」中度過的。那些年已取消了高考。我們高中畢業後，除了極少數人可以留城當工人，大多數人要去農村務農，「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就去離家六十公里的山區「插隊落戶」了。我們村有十二個「知青」，都被分配去開山種果樹。當時定下的指標是每人每天在硬邦邦的山上用鋤頭鑿出一立方米的坑，再從十里地遠的公社機關所在地把公廁的大糞挑到我們在山上事先挖好的蓄糞池裡。沒幾天，肩膀又紅又痛，手掌又是繭子又是水泡。更加考驗人的是：農科所的技術員給我們免費提供了煙葉撕下來的葉脈，說是用來漚肥對果樹好。可是乾枯的葉脈飄在糞池上面，我們只好跟著農民跳進約一米深的糞便裡用腳把它們踩下去！那些技術員還教我們果樹什麼時候殺蟲，什麼時候「打梢」（把果樹剛長出來的不結果的芽摘掉，減少養分流失），等等，原來裡面的學問還挺多。這無疑從另一側面激發了我更強的求知欲望。

我一定要抓住機會！幸虧大哥大姐「文革」前的課本都在，我便與哥哥日夜兼程埋頭複習。當時經常停電，爸爸每天把煤油燈添滿煤油，把玻璃燈罩檫得鋥亮。每天晚飯後，我和哥哥利用散步時間交流學習心得。晚上就在煤油燈下讀書。有些解不開的難題，睡到半夜突然有了靈感，馬上起床把解法寫下來。

十二月，我和哥哥分別回到各自務農的公社參加高考。由於高考停辦了十年，十年的初中高中畢業生熙熙攘攘一起走進各地考場，那是名副其實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錄取率只有4.7%，據說我們公社五百多人參加高考，只有十幾個「中舉」。幸運的是，1978年春節剛過，我哥哥就接到了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入學通知書。父親樂壞了，因為哥哥的口腔專業是子承父業。父親馬上替哥哥整理好行裝，送哥哥上學去了。沒過幾天，我也接到了大學入學通知書。這下子母親也高興極了。要知道當年在我們縣城一門兩子考上大學，僅此一家。母親倍覺臉上有光，身體一直不好的她也要送我到廣州去坐火車呢。這一切突然就降臨在我身上，簡直就像做夢一樣。

記得我那天坐的是廣州至北京的直快列車，這是我第一次走出省城。火車上大多是跟我一樣幸運的人。能有機會上大學大家都很興奮，一路上我們憑記憶寫下各省的考題，一路做題，四十多個小時車程，似乎一下子就到了北京。

幸福的確來之不易。到校後，我們那屆的學子一個個卯足了勁，要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我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浪費，哪怕是一點一滴的時間。我除了吃飯睡覺以外，基本上不是在教室裡，就是在圖書館。所以我的學習成績在年級一直名列前茅。1978年，我代表我們學校參加了天津市去東嶽（泰山）尋勝的優秀「三好」學生夏令營。在登泰山的比賽中，我第一個登上玉皇頂，體會了一覽眾山小之雄偉。可我知道，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以後的路還很長，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