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 1970 年從柬埔寨返回南越西貢（後改為胡志明市）後，很幸運的由友人介紹任職新山一空軍基地的「越南空軍士官俱樂部黃友白」當會計長。越戰時，美軍飛機首先降落於此，而後才調派前往其他基地，為東南亞最大的空軍基地。可惜好景不常，1973 年末，美軍全部撤退，俱樂部停止營業，失業在家。

閱報得悉，福建幫僑立的「福善醫院」招聘書記，條件是華文中學程度、能寫臘版，不分籍貫（這是打破傳統慣例的）。此院佔地四畝，二百多名護士，數十位醫生，設有養神院、產院、肺病院、兒童院、老人院等，設備完善。院內樹木參天，實為一西醫治療的好地方。

既然失業，何不試試這屬於不牟利的慈善機構工作呢？於是交了申請書。不到一星期，即約面談。那位坐辦先生告訴我：「董事長挑選到你，是因為在這多份申請表中，你年紀四十開外，不老不嫩，正是青壯之年，你又曾在福建鄉人商行打過工，識講閩南語。但還要經過全體董事會同仁同意才算正式的，以示民主公正。現給你一張紙、一枝筆，你寫一篇呼籲全體同鄉多多擁護醫院擴建工程，購買慈善日曆王，待將此文呈董事會諸公過目。一星期後，在家等待消息吧。」我拿了紙筆，稍一沈思，以行善事、積福德為中心點，草草的寫了一篇拙文交卷了事。

果然不到一星期就來信叫我去上班（註一）。上班的第一天，坐辦先生取出一大堆的收據、艮行收據、應收未收的認捐善款……等要我檢算出來，看看有否符合。原來那一位文房記賬先生，在我上班前已被解雇，他原負責將會計小姐的日清帳結表分門別類的記在分類帳，月底將分類帳埋結成一月結表，印成多份副本分發董事們過目，以之瞭解醫院收支狀況。他不在了，我日後除了文書職位還需兼任會計呢！因我上班是在月中，十多天前累積起來的日清表還未過賬，恐趕不及月底結月結。但坐辦和董事長卻說這工作遲一些沒問題，主要是你把擴建及賣日曆王上述的單據埋結起來看是否符合，因此事是迫切工作，否則鄉親們會埋怨院方做事糊塗，帳目不公開。受命之下，迅速的把坐辦拿出來的單據分門別類的結了帳，告訴他倆我列出了應收未收的款項，入了艮行的現金存款若干，某人某商號交多了善款，屬重交的，請他倆點點清楚。結果全部符合，還聲聲稱讚我做事有條理、有頭腦、效果好。我放下了這份重擔，趕著做我應做的會計工作了。

七十年代初，各幫醫院興擴建工程。那年由鄉人富商張維岳先生出資興建了三層高，一層有十間病房，以他父親為名的「延陵院」。但是不到五年，越共便進了城，這是誰也預料不到的。越南華人同胞，以閩南人最為富有，他們擁有紗廠、鋼鐵廠、紙廠、房地產……，怎會知道越南共和的龐大空軍、陸軍、海軍會如此不濟，節節敗退，兵敗如山倒呢？福建鄉人，很多不及預先逃走，財產損失為各幫同僑之最，百年基業被越共連根拔起。雖然如此，但總比柬埔寨同胞幸運。越南雖然淪陷，打資產時，只將清算的同胞趕往新經濟區耕種，全市死寂，商店、商房關門。但不久，越共政權認為政策行不通，准許人民返回家園，發回戶籍。又公佈不願在這制度下生活的人們可離開往他國，於是有「船民（Boat People）」這名稱。現在世界多國有越南船民，尤其是加州聖荷西、橙縣有近百萬越南人呢（包括越藉華人）。後來由家庭團聚計劃（ODP，Orderly Departure Program）有秩序離開而到美、加兩國的也不少。這代表越南共產黨也有人道，不像柬共入城後就殺了二百多萬人。到柬埔塞旅遊，導遊還會帶去看堆積如山的頭骨呢。

越共進城後，我的文書職務也減少了。福建幫僑民的義莊、學校、寺廟、醫院、體育會是互有聯繫以及文書往來的，以往醫院內一切通告皆由我起草，董事長的演講也由我代寫，現在也都不需要了。但卻多了勞動出勤的工作，市領導人發動防火滅火運動，我代表醫院去聆聽，還受防火滅火的技術訓練，回院後轉授給防火隊員。

華人中，親中國受祖國指揮擔當越共反法運動的稱他們為「華聯」。後來中、越戰爭，越共要揚棄他們，他們都離開越南，返回中國了。這些人大多是當教師潛伏在華人學校，醫院內也有這些份子。一天，他叫我去調查護士們的家庭階級成份。拿了卷宗逐個的問話，個個都說是無產階級，這位華聯幹部先生苦笑說：為什麼個個都是如此無產階級。我回答說：他們不知政治名詞，父母都是打工的，家無長物，故如此填寫。他說：你和她們能做文房、護士工作，那就有入學讀過書，也是知識份子，應是「小資產階級」啊，你不夠靈巧，不會口頭的解釋給她們聽。我苦口無言，其實在這環境下，哪個護士會說父親是大商人，曾是富甲一方，屬資產階級呢？她們聽到「資本家」、「資產階級」的名詞已是不寒而慄了。

一天，院務主任對我說：「市工團代表來要我們組織工團，我想你最適合做工團書記，你答應嗎？」我把頭搖搖說：「我申請來醫院工作是做書記，工團書記是帶有政治性的，將來要配合市工團上街遊行反對什麼什麼的，我沒有興趣，也沒有領導才能，請選別人吧。」其實，醫院裡早有華運會（參加越共的華僑組織）潛伏份子，在越共入城後，很快就浮出頭來了，尤其是護士。養神院主治醫生，跟他的是華運幹部任第五郡郡長議團的太太啊！一次醫院組織到新經濟區訪問，幾個護士現形發表演說，越語說得標準，像是領導我們是的，要是推我做工團書記，她們會不嫉妒嗎？會聽我領導嗎？在這環境中，獨善其身，省卻精神壓力是為上策。

院長曾是一間孤兒院的贊助人，這間孤兒院離市三十多公里。他提議醫院職工每組二十多人去那邊開墾荒地，逗留兩星期後由別組輪上。我被編為第一組，帶領護士、職工出發。是日早上八時，集合醫院內中央廣場。為隆重其事，院長要我說幾句出發目的是為了什麼的話，然後樂隊奏起進行曲，列隊上了卡車上路。到了目的地，稍微休息，在烈日下，把這數畝荒地翻土，以便種植。護士小姐個個汗流浹背、頻呼難當。她們多是富家女兒，未做過體力勞動工作，在這炎熱盛暑下勞動，不倒下來算是夠幸運了。晚上睡在竹床上，她們是高床軟枕在家睡覺的，而今像針芒刺背輾轉難眠。挨過了兩星期，帶著苦笑回程了。可是那些孤兒院的青年和尚，像依依不捨的送別，因為他們有的六根未凈，看見年輕護士如此漂亮，趁早做完早課，就來和她們談天說地，傍晚也藉機來找她們聊天。怪不得醫院來了一位僧人教職工製南藥（即用本土草本製成藥以輔西藥的不足），聽說是院長由此孤兒院派來的，非常面善，像曾見過似的。不到兩年，他長起頭髮還俗了，還結了婚呢。

市醫療廳下達命令，由各幫醫院組成醫療隊下鄉診病。我被院長選為團長，帶了二十位護士、醫生、職工到離市數十公里的古芝縣服務，這裡是越共藏匿最多的縣。在出發前我要準備糧草，分配誰當司伙，誰當雜役，誰當我的副手。到了目的地，未診前要逐戶登記其人口若干、門牌號碼、一屋有幾個戶口（家庭），填上卷宗後才開始由醫生診病。要知一個縣有許多村、邑，我們完了這村，就轉移下一個村，在農村有時要涉水的。在最後完畢那天，縣領導人開大會，請各村邑代表發表意見。他們都說感謝我們醫生替他們診病，但沒有贈藥給他們服，這又有什麼用處呢？這是真話，知道患了什麼病卻沒藥治療，豈不是日久病況加重。越共入城後西藥缺乏，我們醫院才做南藥來輔用呢！我事後曾寫了一篇《古芝之行》，把一切服務過程、民間反映，投稿華文《解放日報》，得到醫療廳頭頭的讚賞。院長知道大大嘉許，並把范文同總理提倡南藥的演詞要我譯成中文，展示於門診部門，廣為宣傳。古芝縣有很多地道，仿效中國的地道戰，導遊一定會帶外國遊客來這裡參觀越共所設的地道、坑道的。

華運幹部常常來院視察醫務、職工、日常工作，又作精神訓話。市醫療廳也派幹部長駐領導。一天，一位上級幹部來院演講，說到中國派軍打越南這問題，全院醫護職工齊聚一堂聆聽。那位幹部把指頭一指，要我發表意見。我心一怔，情急之下，我回答說：「中、越是同志加兄弟的，但鄧小平說要給越南一個教訓，此教訓是什麼，我不明白，鄧小平也沒說清楚。不過，先動手是不對的，像韓戰是北韓先進軍入侵南韓的，北韓不對。中、越既是兄弟加同志，不應交戰，我不敢肯定誰對誰錯，待鄧小平發表給越南一個教訓是什麼才能判定。」那位高級幹部聽我如此回答也非常滿意，因為我那一句「誰先動手誰就是不對」正中他的下懷。

住院的幹部也常召集我們開會，華運會也要求把一個月內醫院的一切動向，必須要出面向該會報告。而這份工作就落在我身上了。有時華運幹部分配我們到新經濟區工作，探訪落戶僑胞。行政樓的文職人員，像會計長，就是一位由河內派來的女幹部負責。我降了職，只專負責銀行與醫院的來往帳目。一天市商科學院學生來院實習，看到我打算盤的指法如此神妙，向我說他的老師比我打慢很多呢。我對他說我操作了二十多年了，算盤天天伴著我，熟能生巧啊，你老師是教理論，那有天天打算盤呢！

醫院的座辦不久也辭職了，總辦主任也被調開，護士們也一個個的由越藉姑娘代替。最後，福善醫院也改名為「豸軍醫院」，而我也在 1979 年離開。能在此醫院服務八年覺得很有意義，我曾為朋友爭取半成免費的住院費用，也曾為逃到越南的柬埔寨朋友申請免費驗血、健康檢查。

我慶幸曾能任職於商行、風花雪月的大型俱樂部、慈善機構的幫立醫院，也可以算是擁有一個多彩多姿的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