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 年 7 月，我初中畢業。因為家庭出身（土改時爺爺被劃為富農）和父親政治背景的原因，雖然，我學習成績優秀，但不敢奢望；我沒敢報考中專，三個志願都是普通工廠技術學校。放榜後，我多次到學校查看榜單，都失望而歸。終因家庭出身等問題，政審沒能通過，連個工廠技術學校都沒有進去。

招生結束後，學校開始動員我下鄉。我鐵了心不走，他們也拿我沒辦法，最後把檔案轉到居住地人民公社。

畢業兩個月後，我的檔案由學校轉到公社（街道辦事處前身）。隨後，我進入瀋陽市鐵西區興工人民公社「勞動後備講習所」學習、勞動。講習所的人員構成很雜，除了當年初、高中落榜生，還有勞動教養、刑滿釋放人員等。我被編入第三班，剛開始，先學習政治形勢；我還依稀記得，當時正值印尼反華期間。

學習一個月後，到了十一月，開始參加勞動，同時等待招工。一晃到了來年一月，勞動暫時停止。一天，我正在興華街的工人體育場玩滑冰，鄰居跑來找我，讓我馬上去公社，說有好事。我趕到公社，原來是機電局電器公司招工。我見到招工的人，他手裡拿著我的檔案袋，讓我第二天去實業電機廠報到；並說，你的檔案背景並不好，但是，看你學習成績不錯，現實表現也好，最後還是決定要你。後來聽別人說，最初篩選第一個就把我拿掉了，是老師給我說了很多好話；說這孩子，雖然家庭政治背景不好，但學習成績好，工作勤懇踏實，頭腦也聰明。遇到這樣的老師，是我一生之幸，沒齒不忘！

進廠安全教育學習一個月，要分配下車間的前一天，剛吃完中午飯；有同學來教室告訴我，勞資科長找我有事，讓我馬上去。見到科長，他很客氣地讓我坐，欲說又止，我已預感到要有不好的事情發生。他停了一下才吞吞吐吐地說：「有個不好的消息要告訴你，我們廠的招工名額上面要縮減；我們再三考慮，因為你的家庭背景只能把你拿下來。」事情來的太突然，我愣在那裡，不知做何反應。他繼續說：「在廠裡安全教育這一個月，你當班長管理同學為我們廠做了很多工作，表現不錯；我會給你寫一份好鑒定，有利於你將來再找工作。」我嘆了口氣，繼續沉默。他又說：「你帶職工證了嗎？」我回答：「帶了。」他伸手說：「交給我吧。」我從上衣口袋拿出職工證交給他。我問：「上面的照片可以留給我嗎？」他把照片揭下遞給我，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起身黯然離去。

我回到家，母親坐在床上納鞋底，見我回來抬頭問：「今天怎麼回來這麼早？」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緒，失聲痛哭！（寫到這裡，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五十八年，母親早已離世，我也老矣；想起當時母親那哀怨的眼神，心裡一陣酸楚，還是忍不住熱淚盈眶！）母親雖然沒問，但也猜到八九不離十。哭過平靜後，我講了事情的原委；母親寬慰我，不要太往心裡去，總會有別的地方在等著你。我晚飯也沒吃，跟母親商量說，咽不下這口氣，我要去告狀。母親不同意，她勸我說，你胳膊擰不過大腿，還是忍了吧。這一晚，我輾轉反側，一夜無眠。

雖然，我後來去市政府和勞動局告狀，最終回到工廠，但這個經歷讓我很久不能釋懷。

我大伯父關押在鐵嶺監獄。我借用同學的鐵路通勤月票單獨去過一次，用鋁飯盒裝了些吃的帶去；記得是在郊區的半山腰上，用鐵絲網圍著的一片區域。回程時人特別多，好不容易在最後車廂的尾部連接處擠上車，站在欄杆處，還有人爬上火車頭的煤廂。剛開車不久火車司機和乘客發生衝突（1967 年正值「文革」混亂中），火車停下來，司機和乘客在下面動手打了起來，還有勸架的。火車一旦誤點就得給所有其它列車讓路，就這樣火車走走停停，本該半小時的車程走了三個多小時。

父親關押在瀋陽大北監獄（內設新生印刷廠、新生化工廠、新生橡膠廠）。每兩個月探監一次，探監登記後先檢查送給犯人的物品，之後進入會見室等候。會見室中間放著一條長桌子，兩邊放著長條椅，犯人和家屬隔桌相望，有時三、四個犯人同時會見，獄警靠牆邊站著監視，每次會見時間半小時。我記得有一次中秋節，家裡一共買了四塊月餅，給父親帶去兩塊。

進入 1967 年 1 月份，全國大串聯已漸近尾聲。原先的大串聯是在校大、中學校學生。有消息傳來說，機床一廠的學徒工已進京串聯，我們也想效仿。我們那批學徒工一共二十人，推舉我做代表。那時工廠還在正常生產，我們走也得合法地走，首先要取得廠領導的同意。我們一幫學徒工把黃廠長堵在食堂逼迫他表態，黃廠長說他現在權力有限，還需要群眾組織同意。當時我們廠隨著社會的形勢有三派群眾組織，隨後由三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在廠會議室召開了一個聯席會議，由他們向我們學徒工代表提出質詢，問我們為什麼要去北京；我們的回答現在看來荒唐之極，但在當時卻是冠冕堂皇和天經地義的理由。第一，要去看看我們心中的首都。第二，要去膽仰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第三，去北京學習群眾運動的經驗。此言一出，無人敢反駁，順利通過。

我們擔心夜長夢多，拿到廠裡的介紹信，第二天便匆匆上路，有幾個人膽子小不敢去，出行時有十六人左右。我們乘坐的是瀋陽至北京「12」次特快列車，發車時間本應是晚上八點多，可上車後到晚上十一點多才開車。車上人滿為患，一個餐桌上面就站了六個人，而且是單腳站，換腳都困難。連上廁所都過不去，實在忍不住只能打開車窗往外尿。有個上車時與大人擠散的小孩，家長寫張紙條說明在幾號車廂傳遞出去，找到後人們托舉著小孩從眾人頭頂上傳過去。到了天津站時車廂人群有所鬆動，但車門還是上不來人。有兩個天津青年從車窗爬進車廂，被幾個北京青年威脅要扔下車，他倆嚇得連鞠躬再作揖，北京青年仍不依不饒，我們看不過去，差點跟北京青年發生衝突，後來讓兩個天津青年到我們這邊來才完事。二人為表示感謝，為我們說了兩段天津快板。

當時舉行區人民代表換屆選舉，我們廠有一個名額，差額選舉候選人兩名，一個是廠黨委書記，一個是生產副廠長。上邊內定的是黨委書記，但職工不買帳，把票都投給了當時的副廠長。投票結束後，區裡宣佈選舉結果作廢，重新投票。第二次投票，職工為表達對選舉的不滿大部分投了棄權票。結果因選票沒有超過半數，黨委書記又落選。區裡又搞了第三次投票，我把選票中其他候選人一欄寫了自己的名字，這可闖下大禍；他們如臨大敵，先是車間黨支部書記找我談話，接著廠團委、黨委宣傳部輪番找我談話，問是誰主使的，什麼目的。我當然不會說出真實想法是對選舉不公的抗議，一口咬定是鬧著玩，他們批評我說，選舉人民代表是件嚴肅認真的大事，怎能隨便開玩笑。我心裡暗想，真好笑！就是這樣嚴肅認真地強姦民意。我死不改口，他們也拿我沒辦法，最後也沒個結果。

這是我唯一的一次投票選舉，此後，再無投票選舉；都是暗箱操作，指定是誰就是誰。

暗戀我的女孩大概有過兩三個，但我都沒有好好珍惜。其實，說不珍惜並不確切，是因為自己的自卑心理在作怪。背負著一個沉重的思想包袱，難邁開步，總是想和女孩接觸後，如果她的家人問起我的家庭情況，我不知該如何回答。想要又怕，在矛盾中煎熬。

我們班男同學二十五歲之前都已結婚生子，我到二十八歲還光棍一條。我要好的同學、鄰居、同事在我的婚姻問題上沒少幫忙，在給女方介紹時，不管怎麼說男方長的好，性格脾氣好，手巧等優點；一提到家庭問題，對方就連面都不見了。這就是，有喜歡我的女孩，我不敢靠近的原因。

有一天，要好的鄰居姚大嫂說，她們單位有個老職工的女兒因家暴離婚，有個五歲的女孩。她把我的情況跟女方介紹後，女方同意見面。女方和我同學韓家志是鄰居，我向同學瞭解情況；同學說，女方長相、性格沒的說，他自己以前還追求過，但現在帶個孩子讓我慎重考慮。我自己的意見是，只要女方人好其它都不是問題，婚後我會把她女兒當自己的女兒對待。我這邊正準備要見面，跟母親商量這事，母親聽後情緒失控痛哭，說什麼也不甘心娶活寡婦。鄰居姚大哥知道這事後，同姚大嫂吵了一架，這事就此擱淺。

過了幾天，我同學韓家志來說，他老婆妹妹的女同學比我小兩歲，問我可否見面，我點頭同意。十月末見面，兩個多月後結婚，她就是我現在的老婆。

1977 年我結婚時父親還戴著歷史反革命的政治帽子，居民委員會的幹部示意父親不許在家裡操辦婚宴，不辦婚宴又無法給女方一個交待。我的忘年交朋友王茂敬看到我的難處，主動說婚宴在他家裡辦。鄰居劉傑的父親劉大爺自告奮勇地跟我說，他有個廚師朋友聽了我的難處很同情我，願意幫忙做婚宴廚師，他說做什麼菜做多少菜全聽他定奪。婚宴辦的很成功，不管是菜品還是味道客人都很滿意，為表示感謝我準備了一個紅包，廚師執意不收，他說只要大家滿意他就高興。我只能千恩萬謝地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後，買了兩瓶酒委託劉大爺轉送給他，以表謝意。

婚後因性格等原因一直爭吵不斷，一星期一小吵，一月一大吵。磕磕絆絆四十六年過去了，也算白頭偕老。

我們兄妹三人婚姻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但在傳統家庭觀念的教育下，婚姻一直保持穩定。

1978 年開始，我逐漸感到身體不適，每天下午低燒，體溫在 37.3 攝氏度左右，這時會心裡焦躁不安，總想找一個大冰塊趴在上面。有幾次在上班工作中間去自行車庫取出車，騎上車在街上漫無目的地遊蕩。我去廠衛生所找曾姓女中醫看病，她建議我去外面大醫院。我跑遍瀋陽各大醫院，身體做了全面檢查也查不出毛病，各器官指標都正常。最後第八醫院的診斷書寫了個病名「無名熱」，開了幾付中藥服後也沒效果。

進入初冬時，聽別人說和平區沙山第四門診有個姓杜的中醫很有名氣，但需要起早掛號。我天不亮早晨四點多鐘就騎車去排隊，其中有好多外地幕名而來看病的。聽大家議論說這個杜醫生什麼病都能醫，內科、婦科、兒科、經神科、不育症等。等叫號輪到我時才發現，杜醫生剛剛從「牛棚」解放出來不久，在寒冷的走廊盡頭放了一個桌子讓他在那裡診病。我還記得當時杜醫生年近六十，中等身材，圓臉上面戴了一付如瓶底厚的近視鏡。杜醫生診病很快，平均五、六分鐘一個人。特別之處是，他不問病，先號左手脈，再號右手脈的同時一邊開藥方一邊跟你說哪裡不舒服，這個病的起因，服藥後的反應以及注意事項。我在杜醫生那看了三次病，服了九付湯藥和中成藥，身體狀況慢慢好轉。

後幾次去時他已搬進屋內診病，同屋有一個張姓醫生，這邊排著長隊，那邊空無一人，真是天差地別。聽說張姓醫生醫術也不錯，就怕人比人。再後來去看病就困難了，經常有市委、市政府的人開車來把杜醫生接走給高級幹部診病。

第一個向妹妹表達愛意的是老鄰居任希平，當時他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作。因年齡相差十歲，母親沒有同意。第二個對妹妹有意的是我莫逆之交的同事朋友王仲良；他曾寫過一封對妹妹表示愛意的信交給我，遺憾的是當時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我並沒有向妺妺轉達他的意思。1978 年有人給妹妹介紹對象，我的忘年交王茂敬大哥病重住院時，在醫院住院處走廊，妹妹向我徵求意見。我因家庭原因自己的婚姻焦頭爛額，我對妹妹的婚事表示不置可否；這是我一生的內疚。

妹妹婚後不久，工作關係轉到夫家所在地；在檔案轉手時，我瞞著妹妹把檔案中父親的歷史反革命判決書副本取出銷毀，為妹妹最初在街道辦小企業轉入街道辦事處工作鋪平了道路。也算是盡了做哥哥的一份情誼和責任。

母親的善良從小就影響著我的成長，她總是把最好的東西送給別人，為人處事與世無爭。願意幫助別人，比如，三年大饑荒時，把自己家不多的糖票送給鄰居缺母乳喝奶粉的孩子。老鄰居的孩子任希賢回瀋陽找他父親單位落實政策無處落腳，母親總是收留在家中。先前鄰居的孩子趙大從三線地區遷回瀋陽後住在單身宿舍，談女朋友未婚先孕，人流後住在我家，母親伺候了三天。我母親帶的小孩隨母親遷回安徽巢湖，來信說要買瀋陽的雙喜牌壓力鍋，要郵寄時母親還讓我在鍋裡裝了不少瀋陽產的紅梅味精。母親去世出殯時，我初中同學韓家志聽到資訊匆匆趕來，從我手裡奪過瓦盆說：「我很早就沒了母親，讓我做回兒子送媽上路。」說完把瓦盆舉過頭頂摔在地上，轉身朝向母親遺體跪下磕了三個頭，可見母親平時的為人！

在母親的影響下，我從小就願意幫助人。上小學四年級時，中午回家吃完午飯返校途中遇到一個迷路的老太太，我把她送回家下午考試遲到，受到老師的批評。還有，1968 年「文革」最亂時期，我晚上十點多下夜班路過建設大路鐵西廣場附近，發現路沿石上坐著一個哭泣的小腳老太太，一問才知是迷路找不到家。問她住址也不知道，是從外地來女兒家的，只知道她女婿是機床一廠的。怕摔著她，我不敢騎車馱她，只能讓她坐在後貨架推著自行車把她帶到應昌街小六路機床一廠宿舍，她說不是這裡。問了別人告訴我在興華街九路還有一個機床一廠宿舍，她已經走出兩站多地，我把她送回家，她家裡人正焦急找人，對我千恩萬謝，我回到家裡已是後半夜快一點了。

有件事到現在我還耿耿於懷。我北京二舅的大兒媳和同事到瀋陽出差來參加一個學習班，那時的糧食還定量供應，尤其瀋陽供應的細糧很少。出公差都有差旅補助費，出差前都要換全國糧票。她帶著同事吃住在我家，我家住的本就不寬餘，十二平米的房子連個床都沒有，只搭了兩個簡易木板鋪。更過分的是，早晨吃完早飯，臨出門還打招呼中午飯也要趕回來吃，一天兩個人三頓飯全在家吃。我母親又不好用粗糧給她倆做飯，頓頓換著花樣用細糧做，三天過去，母親心裡上火嘴上起了泡。她倆也不同我們交流，吃完晚飯就坐在床鋪上自顧地嗑著在外面帶回的瓜子。她倆吃住了一個星期才回去，補助費和糧票自己全省下了。把我們家裡平時好不容易積攢下的糧食消耗殆盡，當月的細糧用光還向鄰居借了些。她倆看不到和我們吃的不一樣嗎？每天看著母親為難的樣子，心裡難過極了。她們走後，母親大病了一場。其實我們跟她以前連面都沒見過，只是看在舅舅的面子招待她，她卻用親情來綁架。遇到這種人比吃了蒼蠅還噁心，自私到毫無廉恥。這種沒有底線的行為比偷、搶更惡劣，讓你心裡流著血去做你不情願做的事。與此反差的是，我天津姑姑家的大表哥來瀋陽出差，住在高壓開關廠宿舍。我聽說後去找他來家裡吃飯，他說還有一個同事同行不方便。我說讓他同事一起來我家聚餐，我說了好久才同意。相比之下立見高低。

隨著社會的改革，我們家庭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生活也逐漸好轉。母親多年積勞成疾，身體明顯變差。1986 年末病情加重，去了好多醫院，最後在海軍總醫院確診為腎炎晚期（尿毒症）。醫生把我叫到一邊說，如不換腎生命期限半年左右。母親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對我們平民百姓換腎是不可能的，只好想其他辦法，有人說冬蟲夏草管用，我給天津姑母去信，二伯父的女兒小華姐給我寄來一包，泡酒後服用。後來別人介紹說河南鄭州工商銀行衛生院有一中醫祖傳藥方專治這種病，我去信諮詢回信說一付藥一百多元。我當時的月工資才四十五點八元，好在我母親的名字一直在我的醫療手冊中享有職工家屬的醫療待遇。但自己在外面買藥很難報銷，我找主管後勤的副廠長李兆語求助，他說跨省在外買藥，而且還不是正規醫院無法報銷。我被逼無奈跪下求他，他最後說，這事你不要跟別人講，你把收據拿來我簽字。藥寄來後開始服用，效果還真不錯，飯量見長，精神也見好，但醫生囑咐服藥後千萬不能生氣。後來伯母從農村來沈，不知因什麼事同母親吵起來，此後病情急轉直下。到 1987 年初時病情加重，沒有食慾，吃什麼吐什麼。我問她想吃什麼，她說想吃番茄。但那個年代冬季沒有反季節菜，我跑了好多商店，最後在北三路一個副食店發現有番茄罐頭，我一下買了十罐。

到了三月份病情更嚴重，考慮住院，但聯繫了幾個醫院都不收。小妹說她認識遼寧中醫院的醫生，我說離我們家太遠不方便照顧。後來，我們車間統計員季嫦月說，她下鄉時在同一個知青點的韓姓同學在區醫院當副院長，求求他沒問題。順利住進醫院，為了方便陪護，沒入住普通病房，副院長特別關照按排到一個臨時不用的急救室，加了兩張病床。白天我父親陪護（已退休），我下班後晚上陪護。

1987 年 4 月 20 日晚上，母親好像有預感，對我說，如果她走了讓父親跟我生活。十點左右她說痛的厲害，我給她服了止痛藥，讓她睡覺，她說躺下呼吸困難要坐著。我擔心坐著睡著了有危險，我搬把椅子椅背朝外靠在床邊，我反坐在椅子上，胳膊搭在椅背上用後背迎著母親。不知過了多久，我似睡非睡中突然感到母親重重倒在我背上，我回身扶正母親身體，感覺不對勁，我呼喊著母親沒有回應，伸手一摸母親已沒有呼吸，值班醫生趕來宣佈母親的死亡。當時外面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這是天主在為她送行。就這樣母親走完了她平凡的一生，享年六十一歲！